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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坦・阿林・库巴特:“我生活在自己影片里一众英雄之间。
发布:2026/5/21 0:00:0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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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整理:叶卡捷琳娜・马尔科洛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如今您已 68 岁,执导过九部影片,皆以各自视角展现吉尔吉斯斯坦的市井日常,尤以乡村生活为主。为何格外钟情于这片乡土天地?

我想这首先源于我的本行。我本是绘画出身,成为导演纯属机缘巧合。我崇尚艺术本真,而乡村恰是这座边缘国度的真实缩影。苏联解体后,我便以此为题材拍摄了《公交车站》(2000 年)。犹记彼时即便是主干道上,往来车辆也寥寥无几,人们依旧伫立路边静静等候。我们长久伫立,无从知晓前路将迎来什么。我的每一部作品,皆是所处时代的真实写照。

每部影片,皆是时代缩影

我一共创作了六部长片,分为两部三部曲。首部三部曲聚焦童年、少年与青年时光,第二部则几乎尽数围绕我当下的生活展开。虽说世人常称我为 “日常诗意导演”,但我的影片内核实则沉郁厚重。

纵使岁月流转,我的作品褪去艺术价值,也仍具备人类学研究意义。我偏爱拍摄真实故事与普通民众,而非启用职业演员,影片中能真切窥见当地人的生活起居、衣着风貌、人际往来与烟火日常。我的创作游走在纪实与剧情片的边界之间。

《盗光者》(2010)、《半人马》(2017)与《铭记于心》(2022)组成的三部曲中,主角皆是淳朴赤诚、心怀正义的平凡之人。您借这些人物想要传递何种思想?

吉尔吉斯民族性情温良,至今仍未被全球化浪潮彻底同化。在《盗光者》里,我将电工斯维特・阿克比作现代普罗米修斯。这般纯粹之人如今已然稀少,可《半人马》中的老放映员式人物依旧尚存,他辗转于建筑工地谋生,一心想要重拾民族传统与古老传说,以此改变故土现状。我将影片取名《半人马》,意在点明人性深处始终留存着原始本真的野性。昔日放映员早已风光不再,无数影院也相继关停。而《铭记于心》中扎尔利克失忆的设定,亦是一种隐喻:整个民族仿佛都在集体遗失过往,我们自诩聪慧,却渐渐缺失了处世的大智慧。

以自我视角,窥见家国全貌

事实上,我借电影剖析自我,以个人视角读懂脚下这片土地。将眼中所见之景、内心所感之情与世间所思所想相融,落笔拍成质朴又饱含温情的故事,化作映照吉尔吉斯社会百态的一面明镜。

您斩获诸多国际大奖,1998 年凭借《养子》斩获洛迦诺电影节银豹奖,2022 年又凭《铭记于心》拿下亚太电影大奖评审团大奖。这些荣誉给您的生活带来了改变吗?

荣誉为我争取到了更多创作资金,这便是最大的收获。我向来无心追逐名利,影片获奖皆是顺其自然。奔走各大电影节参展宣发,本就是一项繁重工作,于我而言,更是肩负着为国发声的使命。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国来说,这更是责无旁贷。

艺术家,直面世间百态

常有外界指责,说我未曾展现本国光鲜亮丽的一面,一味拍摄乡村艰苦清贫的生活。可我为何非要刻意美化生活?这从来不是艺术家的使命。艺术家的职责,本就是将世间现实与内心所思所想尽数呈现。

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助力造就了上世纪六十年代 “吉尔吉斯电影奇迹”,彼时诸多经典影片均改编自他的文学作品。您是否自认是那个黄金时代的传承者?

文学向来是影视创作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作为本国文坛巨匠,艾特玛托夫深刻影响了一代电影人,吉尔吉斯电影的辉煌时代也始终与他紧密相连。本土电影大师托洛穆奇・奥克耶夫、博洛特・尚奇耶夫、根纳季・巴扎罗夫,还有一众苏俄知名导演,都曾将他的著作搬上银幕。

比起那些翻拍其作品的影人,我或许更贴近艾特玛托夫的精神内核。无关文学创作,而是源于我们看待世界的相通心境。他的文字满是故乡切克尔村庄的烟火,笔下英雄皆是身边熟识之人。我亦同他一般,朝夕行走在自己影片主角所生活的世间。

您时常亲自出演影片角色,同为导演的儿子米尔兰・阿卜迪卡利科夫也频频出镜,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的电影极具个人情怀。初执导筒之时,我自然而然将目光投向童年,这是一场与自我内心的对话。费德里科・费里尼曾说,倘若无法读懂自己,又何以描摹他人百态。而世间与我心性最贴合的人,便是我的儿子米尔兰。

他参演了我的首部三部曲,《养子》便是其中代表作。影片里的养子,原型正是年少的我。主角得知身世却依旧留守原生家庭,在我们民族有这样一句俗语:生身者不及养育者恩重。影片《猴子》亦是如此,本土民众大多没有知名演员苏伊曼库尔・乔克莫罗夫那般外貌,可世人却刻板认定吉尔吉斯人就该是这般模样。这部影片便是我对世俗审美偏见的无声反抗。每位创作者,都有着想要跨越的内心桎梏。

而我出演《盗光者》,纯粹是机缘使然。儿时乡间电工的模样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他们轻松攀上电线杆为家家户户接通光明,在孩童心中,这群带来光明的人本就善良不凡。我一直想寻一位契合气质的演员,却始终无果,最终只得亲自上阵诠释角色,这部影片也一举拿下多项奖项,其中便包含最佳男演员奖。

近些年吉尔吉斯斯坦电影产量大幅攀升,这一现象折射出本国影视行业怎样的发展现状?

苏联时期,吉尔吉斯电影制片厂设备简陋落后,远不及哈萨克电影制片厂。战时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迁至哈萨克斯坦,让其打下了坚实的产业根基。苏联解体后,我国影视行业一度陷入低谷,直至数码影视技术普及,降低了拍摄门槛,影视创作才迎来蓬勃生机。从前拍摄一部影片,需要三万米胶片,耗资约九万美元,如今这笔经费足以拍摄三部作品。

如今国内年均产出影片约五十部,产量时有上浮。众人各寻门路筹措拍摄资金,有人自筹借款,有人寻求商业赞助。其中商业影片占据主流,这本身无可厚非。商业片与作者文艺片相辅相成,方能推动影视行业长久发展。商业影片聚拢观影人群,带动影院兴建,也为文艺影片拓宽宣发与上映渠道。假以时日,庞大的创作基数终究会淬炼出优质佳作。

但本国影视行业依旧存在短板,最突出的便是影视评论体系缺失。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业内从业者,都尚未找准本土电影的发展方向。我们缺少专业的影视研讨、创作复盘与行业探讨,全国专职影评人更是仅有两位。

您的诸多影片都获得了欧洲影视基金扶持,这类资助对您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我所有影片的创作资金,均来自无盈利回报要求的公益文艺基金,若无这份助力,诸多作品都无从问世。1993 年我的处女作《秋千》斩获多项奖项,亮相各大国际电影节。法国制片人采多米尔・科拉尔偶然观影后,1994 年专程前往比什凯克与我会面,彼时我们甚至连一间像样的酒店都无力招待远道而来的友人。

此后我们书信往来整整三年,我在信件中竭力证明自己的创作能力,他则同步筹备拍摄资金。1997 年,我们正式开拍《养子》。继《猴子》上映后,我足足等待八年才启动下一部新作。如今文艺作者片的拍摄之路愈发艰难,可深耕文化艺术领域,在当下时代愈发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