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内加尔民族考古学家穆斯塔法・萨尔在达喀尔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的实验室中。© 尼古拉・雷梅内

索菲・杜丝

驻达喀尔自由记者

穆斯塔法・萨尔自幼便对历史满怀热忱。中学时代，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历史书籍，尤其是塞内加尔爱国历史学家谢赫・安塔・迪奥普的著作 —— 后者致力于彰显非洲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这位现年 61 岁的教授回忆道：“我和其他同学还以他的名字创办了辩论社。其实，我当时一心想弄懂我们自己的历史。” 如今，他担任达喀尔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文学与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主任。对他而言，历史早已不只是一门学科，更是一场追寻意义的真正求索。数十年的阅读、研究与田野调查，让他如今坚信：“我们所有人，都是文化的交融产物。”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从塞内加尔途经冈比亚，一路抵达几内亚比绍，坐着皮卡、老旧标致 404 轿车和乡村巴士，穿梭在当地崎岖的道路上，追寻古文明留下的痕迹。他的志向是跳出官方史学叙事，回归历史本源。这位民族考古学家（研究古代生活方式的学科）解释说：“非洲的历史，几乎向来由外部书写，或是由掌权者的视角讲述。但我们可以从民众留下的遗存出发，尝试重构这段历史。”

正是抱着这一理念，他参与发现了萨卢姆三角洲公元前一千年的冶金遗址，并鉴定出属于拜努克人的陶器 —— 拜努克人被认为是下卡萨芒斯地区最早的居民，该区域北邻今冈比亚，南接几内亚比绍。

塞内加尔已登记考古遗址超两万处

这些此前鲜少被研究的遗迹，见证了西非古代王国的繁盛与跨撒哈拉贸易的繁荣。旧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工具、巨石遗迹、贝壳丘、铁器时代古熔炉…… 负责考古藏品保存的黑非洲基本研究所（IFAN）实验室已在塞内加尔登记了超过两万处遗址。

陶器与骸骨

痴迷历史的穆斯塔法・萨尔，在求学期间便爱上了考古。1990 年，他入选参与塞内加尔河中游河谷的大型研究项目，合作对象是美国人类学家夫妇苏珊与罗德里克・麦金托什 —— 二人因对马里杰内 - 杰诺城（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古老城市之一）的研究而闻名。25 岁的他，在这片 8 世纪特克鲁尔古王国发源地、黄金贸易枢纽地区，发掘出了第一批骸骨。他回忆道：“我们发现了大量陶器、铁器和人类骸骨。”

由于达喀尔当时没有相关专业课程，他远赴巴黎、布鲁塞尔深造，其关于塞内冈比亚地区制陶传统的博士论文令评审团印象深刻。但他从未想过在欧洲发展。“我想回国教书育人，塞内加尔需要我们。” 这位学者坚定地说。彼时，全国仅有八名考古学家，如今也仅有十二人。

这一职业在塞内加尔年轻人中依旧鲜有人向往，首要原因便是大众对其缺乏了解。“我刚工作时，我叔叔还以为我是泥瓦匠…… 在村子里，人们看我们刨土挖地，都觉得我们疯了，以为我们在翻垃圾。” 他笑着回忆道。

这一职业少有人问津，也源于资金匮乏：研究者开展工作，大多只能依赖国际项目。“很多学生因为没钱做田野调查而放弃。我们可能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 这位即将退休的教授忧心忡忡。大学硕士一年级入学的二十余名学生里，通常只有少数人能坚持读到最后。

沉睡的宝藏

在大学考古实验室里，几名博士生在布满灰尘的纸箱间忙碌，一个架子上摆满了头骨模型。塞内加尔赭红色的土地下，埋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宝藏。但在这个国家，旨在研究并保护因建设工程受威胁遗迹的抢救性考古，却缺乏法律支撑。“遗憾的是，许多遗迹因建筑工程和矿业开发消失。法律只保护已发掘的遗址。” 穆斯塔法・萨尔对此深感惋惜，他一直奔走呼吁修改相关法规。

几年前，他在最后关头成功叫停了一条高速公路的施工，得以开展抢救性发掘。在人口压力与快速城市化的浪潮中，考古学家的声音本就难以被听见，这已是一次难得的胜利。

但他坚信，发掘并弘扬这份考古遗产，能让国家获益良多。“我们的国王没有留下城堡，却留下了丰厚的非物质遗产，以及极具科研价值的遗存。别忘了，13 世纪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就在塞内加尔与马里边境！” 他激动地说道。这份丰富的遗产，未来甚至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身为西非考古协会副主席的他呼吁：“除了记录历史，这些文物还能推动旅游业发展、创造就业。” 或许，也能因此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这一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