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达尼奥，为《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撰文吉列尔莫・G・埃斯皮诺萨记者、历史学家，古巴哈瓦那

米格尔・巴内特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瞬间吸引了他的目光：一篇报道介绍了一位 104 岁的非洲裔老人，他的父母是 19 世纪中叶古巴最后一批被贩运至此的非洲黑奴。老人名叫埃斯特万・蒙特霍，曾身为奴隶，少年时逃入古巴中部山区的丛林，为自己争取自由。他是古巴最后一名逃亡黑奴。

当时，米格尔・巴内特还是哈瓦那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他立刻意识到这份口述证言的珍贵价值。他前往退伍军人之家，见到了这位身材高大、精神矍铄、目光锐利的老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古巴几乎不可能再找到一位亲历奴隶制的逃亡黑奴，更不用说一位跨越了西班牙殖民时期、独立战争、1898 年美国干涉，直至菲德尔・卡斯特罗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老人。

历时三年的采访与整理，最终成书《古巴奴隶：一名逃亡黑奴从殖民到独立的传记》，于 1966 年出版。这部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口述作品引起了巨大轰动，影响力远超古巴国境。据巴内特的助手拉萨罗・卡斯蒂利亚介绍，该书已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多国出版，仅正式版本就多达 64 种，非正式出版物更是不计其数。

怀疑与戒备

这部口述作品植根于古巴早已成熟的文学传统。19 世纪初，被视为古巴首位思想家的费利克斯・巴雷拉（1788—1853）及其弟子何塞・安东尼奥・萨科（1797—1879）就在散文作品中探讨了奴隶制议题。当时，非洲文化对古巴西班牙文化的贡献常被轻视，而巴内特的老师、古巴人类学先驱费尔南多・奥尔蒂斯（1881—1969）却大胆提出，这座安的列斯群岛最大岛屿上发生了由被强行掳来的非洲黑人及其后裔所造就的 “文化互化”。1763 至 1845 年间，数十万非洲人被运抵古巴，主要在甘蔗种植园劳作。

奥尔蒂斯的研究改变了古巴的文化自我认知。受其影响，米格尔・巴内特在整理完埃斯特万・蒙特霍的口述后坦言：“古巴人的民族性格，很大一部分都能在他身上找到。”

如今已 84 岁高龄的巴内特，依然记得当年带着沉重的录音机去拜访老人的场景。埃斯特万与这位加泰罗尼亚裔青年的初次接触并不顺利。“他用怀疑、戒备的眼神看着我。” 巴内特在该书某一版的附录中写道。但录音机帮了忙，蒙特霍对自己声音被录制下来感到十分新奇。“他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重要的人。” 巴内特回忆道。

自由了！

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证言，这本书真实描绘了奴隶们居住的简陋棚屋的悲惨处境、弗洛尔・德萨瓜糖厂繁重的劳作，以及针对奴隶（包括儿童）的体罚，直观展现了奴隶制度的残酷暴力。书中也讲述了这位年轻人在山中的孤独生活、寻找食物与草药的经历，还有观察飞鸟、蝙蝠与爬行动物时那些沉静沉思的时刻。

这部口述同时也为 19 世纪末古巴的日常生活、非洲古巴宗教（尤其是萨泰里阿教）、舞蹈、传统医术与民间游戏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史料。

蒙特霍藏身于山洞与丛林之中，直到 1886 年黑人解放法令颁布。种植园方向传来震天的欢呼。“从人们的呼喊声中，我知道奴隶制结束了…… 我走出山林，一路前行，遇到一位抱着两个孩子的老妇人。我问她：‘告诉我，我们真的不再是奴隶了吗？’她回答：‘是的，孩子，我们现在自由了。’” 这段文字收录在米格尔・巴内特的书中。

巴内特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纪实小说，其灵感来自墨西哥人类学家里卡多・波萨斯 1952 年出版的《胡安・佩雷斯・霍洛特：一位佐齐尔人的传记》（佐齐尔人是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原住民）。《逃亡黑奴传记》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保留了讲述者的口语特色，融合了古巴农民方言、非洲语言与加勒比印第安语汇，并经过文学化加工。

独一无二的证言

《古巴奴隶：一名逃亡黑奴从殖民到独立的传记》，在古巴与拉美奴隶制史学史上是一份独一无二的证言。其影响力巨大，作品问世后，德国作曲家汉斯・维尔纳・亨策以此为蓝本创作歌剧，德国诗人、散文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将其改编，法兰西喜剧院演员兼导演让・维拉尔也曾朗诵这部作品。

此后，巴内特又创作了多部纪实作品。其中《加利西亚人》致敬了西班牙西北部的移民劳工。1997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他在古巴马坦萨斯港一座 17 世纪西班牙要塞内创立了国家奴隶之路博物馆 —— 这里也是非洲古巴文化的发源地。

“对他而言，非洲文化是古巴文化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巴女诗人南希・莫雷洪回忆起巴内特题为《埃博》（约鲁巴语意为 “净化”）的奴隶主题诗作时说道，“他以反殖民精神探寻我们的文化根源，文风质朴亲切，又不失形式美感。”

女诗人还记得，米格尔曾带她去见埃斯特万・蒙特霍。“那时他 110 岁，躺在床上。他对我们说：‘一把砍刀，我就足够了。’” 这句话成为传记的结尾，也映照了他作为士兵、甘蔗砍伐工与山林逃亡者的一生。